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真诚恻怛之心不要受到伤害而能实现之，就是良知，就是仁。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人生智慧能为当代人解决各种困境指出一条回归之路。
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纯粹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这不仅体现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且有助于伸张正义，教育他人，自觉地按良知行事。[4]《郭店楚简·五行》。爱父与爱民不仅仅是一致的、相通的，而且以是否爱民作为是否真有孝心的尺度。[2]《中华读书报》2003年4月16日。
这是用通常所谓施舍难以说明的。这既是一种传统，也是一种新潮。但是，这还没有达到我们所讲的三教合一。
中国的佛教、道教，尽管曾与儒教有过小的斗争，但更多的是妥协，甚至不惜吸收儒教教义而改变本教固有的教义。宋孝宗（1163-1189）作《原道辩》[4]，他用五常（仁义礼智信）与五戒（不杀、不淫、不盗、不饮酒、不妄语）相类比，用温良恭俭让同老子的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相类比，提出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例如诚心： 诚心，复其本善之动而已矣。[2]《大正藏》卷四九第395页中，《佛祖统纪》卷四三。
知礼认为： 凡立身行道，世之大务。[17] 总之，这三位先生确实是严守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认为这是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
道教紧随于佛教之后，初则养生，继而同样走上修心的道路。[11]佛教能如此自负，就因为他们也认为自己能够治心。这种思想转变正好说明了为什么宋初佛教大大时兴了一阵，而后理学兴起它却从形式上渐渐衰微。[6][7][8]分别见于《大正藏》卷四九第403页、407页、417页。
这是由于它一向以经世致用相标榜，对传统的三纲五常还局限于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加以解释。汉唐以来，儒教依靠行政命令和宗法关系推行其教义是主流，韩愈、李翱企图将思孟以来中断了的道统恢复起来。在这个思潮中虽然以儒教为主，但它们三者之间的影响却是交错的。这个主张是从宋初以来统治者屡屡提出的，三教并用，各司其职，本不足为奇，却遭到大臣的反对，而且反对的理由不再是经济方面的得失。
而发生这一变化之后，统治集团的看法就逐渐改变，以儒教代替其他二教的思想渐渐占了上风。但孝宗的做法是会而不融，三教各自独立，各派用场。
他强调妄心观，引导人们从日常生活的每一件小事、每一念俗心中去忏悔自己的罪恶，为了虚无飘渺的彼岸世界而甘心忍受尘世中的一切痛苦，或者甚至以苦为乐，把苦看作步入极乐不可缺少的阶梯。他不再简单地就五常谈五常，而是提出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是诚，而诚的本源又是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中的乾元[22]。
[10]但这个同归，主要指归于同一个服务对象——封建宗法制度，与后来三教合一的一所指显然有所不同。知礼一方面用忏仪向封建王朝表示忠诚，为王朝祈求神的庇护，另一方面又在传授戒誓时呼吁国主皇帝、诸王辅相、职权主任、州牧县官。仆独挺然自持吾圣人之道。故安定、徂徕卓乎有儒者之矩范，然仅可谓有开之必先。知礼在这方面可以称为宋初的代表。没有盛唐中唐的稳定的统治局面，就不会有三教鼎立的出现。
周敦颐认为： 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他们从各自的角度推崇儒教，甘愿辅助。
基本上做到了以儒教为首，统领其他二教。在三教合一的融合趋势中，除了三教的相互影响之外，值得注意的是三教都具有的一种共同的思想倾向，即将外在的修养转向内在的修养，以至在修心问题上三教达到大体一致的认识。
活跃于宋初的知礼对儒教就采取了公开的调和态度，倡言儒佛的一致性，并一再表示对以儒教为精神主体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在政治上的依赖和忠诚，充分表现了天台宗和一切官方宗教共同的一贯的特色。宋代儒教从理论上吸收了佛、道的哲学思想，采取或改造了佛、道的某些思想框架和思想材料之后，自身渐渐充实，完备了作为宗教的多方面性能和功能，这时的儒教和唐代三教鼎立时的儒教相比，才算发生质的变化。
[10]《白氏长庆集》卷六七。而史浩则以融为会，要把佛道两家都吃到儒教一家的肚子里去，消化之后成为一个新的整体。他的高弟刘彝祖述他对圣人之道的看法时说： 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5]《大正藏》卷四六第904页中，《四明付门人矩法师书》。
在各宗之间既要保持自家本色，又要适当吸收其他宗派的某些内容，显示了佛教各宗互具互容的融合趋势。他们战战兢兢地不敢跬步叛去圣人，可谓忠实的卫道士。
道教以民族宗教的面貌要求得到发展，综合了南北不同的学术流派。而最高统治者却不是单纯以经济眼光来看佛教的作用。
[14]他猛烈抨击佛老之徒，横于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哲学地位就超过了宋初三先生（孙复、胡瑗、石介）所谓明体达用的一般性的、从道德伦理角度出发的解释，而开启了程朱陆王整个理学思潮的先声。
唐末宋初，服用金丹致死的越来越多，社会对道教的需要已不仅仅在于它是否真能炼出什么可见的金丹，而在于是否能提供修心的不可见的金丹或所谓内丹。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这同样是由三教所服务的同一个对象一一封建中央集权主义决定的。[20] 他们这些跟不上思潮变化的论调，使黄宗羲颇有感慨，他说： 使先生生乎今之世，见托儒者之名，售佛老之说者，辟之又当何如哉?[21] 可见，宋初三先生正处在一个方变而未变的时代，他们对托儒者之名，售佛老之说者还在不遗余力地抨击。
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各宗教之间关系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一个特点。史浩在《回奏宣示御制原道辩》中，强调了儒教的道统，原其意在扶世立教，要树立儒教的绝对权威：是释老皆在吾圣人度内，不可别而为三。
……于是其教与儒齐驱并驾，吁，可怪也![15]照他的主张，则要以仁义礼乐为心。但从这些记载中也可以看到佛教力图和儒道靠拢的倾向。
知礼在本宗之内击败了山外派。他自称素乖儒学，其实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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